数年前，黄宗智教授与他的“学术知己”周黎安教授相约，双方各从自己的视角诠释对方的理论建构，通过两个理论体系的建设性对话和碰撞，一方面寻求两者的相似点和共鸣点，另一方面提炼出进一步值得探究的理论问题，展现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黄、周两位教授的“对话”一经发表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以下节选的，是周黎安教授《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一文的结尾部分。

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节选）

任何好的关于中国的理论，一定是能够穿透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解释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与不变，揭示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的异同。研究中国需要正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视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结合黄宗智和我个人的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融合了四个传统：一是中华帝国的国家治理传统(包括行政、司法治理)；二是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群众路线和组织动员传统；三是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的组织和技术支持、全覆盖的社会渗透力和政策执行传统；四是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影响。黄宗智关于农业史和法律史的研究均对这四个传统进行了精彩的梳理和剖析，由此奠定了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经常忽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基于实践发展出来的方法论、组织文化，以及对当代中国的深刻影响。黄宗智翔实分析了共产党如何摒弃了理论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切以夺取革命胜利为前提提炼理论认知，发展组织文化与策略(如“农村包围城市”“党指挥枪”、群众路线)，这一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融入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体制之中。关于中国婚姻法的司法实践的历史分析也展现了这四个传统依次联结和交互影响如何塑造了今天的婚姻法的表达与实践。

我们的共识是，认知中国需要既具备国际化视野，又要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独创性的新概念、新理论，也就是基于国际化视野的“本土化”。在国际视野之下还原中国制度的自身逻辑，建立中国自身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在我相对熟悉的政府研究领域，我对于新概念和新理论的第一个期待是在各类特征描述之外如何深入研究政府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并将其推演为一般化的政府理论。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进展积累了许多关于中国政府运行的特征事实，它们之间既高度交叉重叠，又相互隔离。这些理论概括的国家治理特征如此高度重叠和相互交叉，其背后仍然缺乏一个内在一致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机制(换句话说，“各自表述”背后的“一个版本”是什么)。

关于中国研究的新概念和新理论的第二个期待，也是极具挑战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超出已有的西方理论基准，既容纳中国的实践经验，又在一定条件下可解释西方的经验，从而更具一般性。黄宗智一直致力于与西方理论对话，同时极其锐利地指出其应用于中国场景的局限和可能的误导。我认为，即使在这个极具创造性的过程中，东西方仍然处于某种对立之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分出彼此。其进步之处在于，西方不再是唯一的观察视角和用来“裁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工具刀，对于中国的认知是基于中国的实践并提炼出了与之相适应的独特概念，摆脱了西方理论的主导和纠缠。但是这只是争取到了两者的对等性，中国由“他者”变成了另一个“自我”，东西方如两个独立的“自我”相互对视。能否探索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在这个更高的理论框架之下，不仅发现东西方经验之间的对等性，而且还能将东西方之间对等的独特性统一在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框架里。我并不主张建立普适性的理论，这是西方理论曾经试图实现而最终失败了的结局。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与“霸权”限制了其平等对待世界其他地区的多样化经验。但在一些可能的领域，我认为这种探索仍然是有价值的。

过去我们一直习惯于从西方视角看中国，把中国的叙事嵌入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体系之中加以定位和诠释。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追问：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现代化过程所呈现的故事和逻辑对于我们理解西方的理论和历史有何帮助呢？事实上，中国的本土化实践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现代化过程也伴随着与西方国家类似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何况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正是伴随着国际化展开的。不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冲击，还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都是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格局下演化的结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更是主动接轨国际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许多中国学者的学术训练和研究一直浸染于西方的理论与经验，如果又深谙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程和内在逻辑，就更有可能消除东西方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拥有比西方学者更优越的条件。一个一般性的现代化理论在适当的拓展下应该既可以解释西方的故事，也可以解释中国的故事，但是这个逻辑应该高于东西方各自的独特性。当然，所有这些一般化的努力不是建立在理论的想象之上，而是根植于经验和实践的理论抽象和提炼，黄宗智关于建立实践的社会科学的所有告诫在这里都是适用的。